历史上的中国足球:19年9冠 谭咏麟之父携球王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掀起了一股势不可当的足球旋风,从1915年到1934年,中国队在远东运动会的19年间,连获9届足球冠军,其中从第2届到第8届,蝉联7次冠军,号称“远东连捷七届”。

1913年至1934年,远东运动会一共召开了10届,中国除了第一届获得亚军,在21年间,中国队连获9届足球冠军。 1923年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大阪举办。日本人以为稳操胜算,准备一雪前耻,不料又以一比五大败,又惊又气的日本媒体,纷纷印发号外,沮丧之情溢于言表。

上海的《申报》将日本媒体的号外传回国内,把标题翻译为“中国足球铁军,堂堂十年连胜”。大胜日本的喜讯流传甚广,使中国足球队在亚洲体坛内获得“铁军”的称号。

经过民族资本主义10余年的发展,民国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而且各地军阀,也比较重视当地经济的发展,如东北的张作霖、张学良,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白崇禧。但真正投资足球的几乎没有,国民政府也没有相关的预算。

那时,中国足球队的筹钱方(微博)式无异于江湖卖艺。为参加1936年奥运会,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所有工作人员集体出动,分别向国民政府中央各院部、全国各省市地方政府寻求支持。经过一番在全国从上到下、铺天盖地式的“化缘行动”,共筹集资金17万元,但仍缺5万元。协进会决定,足球队自筹资金,提前两个月到东南亚各国进行表演赛,以门票收入作为参加奥运会的费用。

于是,在国内被人顶礼膜拜的足球偶像们摇身一变,成了闯荡江湖、卖艺谋生的“戏班子”。他们转战东南亚各国,打友谊赛,辛苦60余天,只筹到5万元。为了节约经费,在两个月的旅途中,乘船时,大家选择最低等的舱位,住宿则找最便宜的旅馆里最便宜的房间,有时,全体队员共住一间大统间,若床位不够,还需打地铺。吃饭,则是自己买菜,自己下厨,不知“下馆子”是何滋味。

主教练颜成坤对足球并无多少研究,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一个球迷而已,但他想借担任教练之机出国游览。最后,凭借着南华体育会主席、香港中华巴士公司经理的双重职务,既有财又有势,他如愿谋得这个事关全队胜败命运的职位。

当时既没有好的训练场地,又没有训练经费,主教练对于训练方法也一窍不通。那时候,唯一的训练方法就是打比赛,打表演赛,既筹集了经费,又锻炼了队伍。

当时的体育主管部门对足球队的选拔工作非常重视,“凡我中华足球选手,务求网罗无遗,以期组成一个全国精华荟萃的劲旅”。为此,当时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特地成立了足球选拔委员会,考察全国各地的顶尖足球选手。

经过3个月的选拔,1936年4月,中国足球队22人名单正式公布。其中就包括李惠堂、张邦伦和谭江柏。

李惠堂:1922年,年仅17岁的李惠堂被选入香港最有名气的足球劲旅南华队,出任主力前锋。他身高1.82米,速度快,动作敏捷,控球技术尤为出色。他的倒地卧射更是一大绝招。 1923年5月,李惠堂第一次代表中国足球队参加日本大阪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获冠军。 18岁的李惠堂在4场比赛中初露锋芒,名声大振,从此开始了他献身足球的光荣生涯。 1926年李惠堂率自己的球队参加上海举行的“史考托杯”足球赛,以4∶1的悬殊比分大胜蝉联9届冠军的英国猎克斯队,首开上海华人足球队击败外国球队的记录,洗刷了中国球队“东亚病夫”的耻辱。

张邦伦:拥有远东第一“铁门”之称,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上海人,1948年和1952年,曾两次代表中国出征奥运会。尤其在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的赫尔辛基奥运会上,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国家队队员张邦伦荣幸地成为中国代表团的旗手。

谭江柏:谭咏麟之父,生于广州,外号“谭铜头”,是中华民国在1930年代的国家代表队成员,曾于1936年代表中国队前往当时纳粹德国的首都柏林参加奥运足球赛。之后在香港曾效力东方甲组足球队,为香港著名歌星谭咏麟的父亲。获2003年第26届香港最佳足球明星选举的“球坛荣誉大奖”。

中国队对日本队的不败记录,也让“甲午战争”以来,备受压抑的中国人在体育场出了一口恶气,足球也成为中国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最大希望。从越南、新加坡、印尼到马来西亚,经缅甸和印度,中国足球队一路踢向柏林。先后踢了27场球,其中胜24场,平3场,筹得收入20万元港币,解决中国奥运代表团成行柏林的路费。

奥运足球赛采取淘汰制,中国首战便是英国队,不能不令人悬心,作为现代足球运动的鼻祖,英国队的实力无可争议,但李惠堂和中国足球队在亚洲声名远大,十届比赛九次冠军,以这样的成就出征奥运会自然让欧美强国不敢怠慢,所以这场比赛广受瞩目。

8月6日的柏林汤姆逊球场被成千上万的观众挤得满满的,英国女皇特地给她的国脚们发来专电,鼓励他们要维护国家荣誉,而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则率领五六百人拉拉队到球场为中国队助阵。

一上场,英国队的两名队员就死死守住李惠堂使得中国队的攻击力大大受阻,结果场上以零比零结束了上半场,下半场英国队发起了全面进攻,中国队防守得当,大概13分钟左右的时候,中国队却突然改变了进攻战术。

全力以赴地发动进攻,结果后方空虚,反而给对方造成了一个突袭的机会,英国人首开一球,在41分钟左右的时候,英国队又第二次打开了中国队的球门,最后因为体力不支,中国队被淘汰了。

尽管如此,中国队在场上的表现引起了全场球迷和英国当时各家报纸的一致好评,他们认为中国足球的水平不亚于欧洲的强队,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体力不支。 据《羊城晚报》、《中国新闻周刊》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滩流行这样一句话:“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 ”一个足球明星能够让国人将他和梅大师相提并论,李惠堂在当时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半个世纪之后,李惠堂依然没有被世人遗忘,1976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足球杂志评选出五位世界级球王,其中有巴西的贝利、英国的马修斯、西班牙的史蒂芬奴、匈牙利的普斯卡斯等足坛翘楚,还有一位便是李惠堂。

李惠堂祖籍广东五华,1905年出生于香港大坑村,李惠堂自小就喜欢运动。每天放学归来,李惠堂便和小伙伴聚集在村后的打谷场上,一起追逐做工粗糙的皮球。1921年,李惠堂考入足球运动比较普及的皇仁书院,很快便把这份乐趣转化成特长。十六岁那年,李惠堂参加香港南华体育会少年足球赛,初露锋芒。十七岁时入选当时代表香港足球最高水平的南华足球队甲组。李惠堂球艺娴熟刁钻、出神入化,常有惊人之举,香港球迷称之为“球怪”。时值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即将举行,李惠堂入选中国足球队赴日本参赛,由此声名大振。

李惠堂二十岁的时候,他父亲为了光宗耀祖,自作主张给李惠堂定了一门亲事,一向倔强的李惠堂带着心爱的女孩廖月英逃婚来到了上海,自此十几年间中国足球的黄金时代,几乎成为李惠堂的时代。

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沈嗣良成立了中华足球联合会,并发起举办上海中华足球联赛,一举改变西方侨民控制上海足坛的局面,进而使社会业余足球迅速发展。李惠堂可谓是如鱼得水,1925年10月19日,李惠堂代表乐群队对阵朝鲜高丽队,以三比零轻松获胜,李惠堂的精彩表现震动了整个上海滩。不久,中华足球联合会成立并组建中华足球队,李惠堂出任队长。只要有李惠堂出场的比赛,上海滩万人空巷,上海复旦大学更是聘请初中未毕业的李惠堂出任复旦大学主任兼足球教练。同时李惠堂还接受足坛老将哈元贞和徐衡之的邀请,成立乐华足球队并出任队长。乐华足球队成立之后开始向洋人一统足坛的局面发起挑战,中国足球进入第一个黄金时代。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足球队虽败犹荣。奥运会结束之后,英国人以年薪八千英镑,折合中国六万四千块大洋,请李惠堂留在英国踢球,李惠堂婉言谢绝。

1947年秋,李惠堂宣布挂靴。从1923年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到1947年作为队长参加的最后一场比赛,李惠堂在球场上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共打进惊人的1860球! (黄传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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